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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寫作觀:來,是時候聽聽大海的聲音了

时间:2018-09-18     作者:林森   阅读


作家簡

林森LIN SEN

林森,一九八二年生,現居海口,現任《天涯》雜志副主編。作品見《人民文學》《作家》《鐘山》《長江文藝》《詩刊》《中國作家》《山花》《作品》《大家》《青年文學》《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等。出版有小說集《小鎮》《捧一個冰椰子度過漫長夏日》《海風今歲寒》,長篇小說《關關雎鳩》《暖若春風》,詩集《海島的憂郁》《月落星歸》等。


來,是時候聽聽大海的聲音了

林 森


海南島四面環海,從任何一處沙灘望出去,都是海天一色的蒼茫蔚藍。但是,好多年里,我對大海并沒有多少概念。我們村不靠海,倒是有海南島上最大的河流從村子邊流過,一片茂密的竹林,夾在我們村跟那條河中間,我和那些在廣闊的內陸長大的人一樣,有更多的土地感——那種天海遼闊人如微塵的感覺,我并沒有多少。但是,只要是在海南島出生、生活,我總有一天要去面對那片海。海水在那里,每天不知疲倦地漲潮與退潮、每天不知疲倦地發出它永遠相似卻從不相同的聲音,身處孤島的人,繞不過去,遲早要直愣愣地盯著它,想看清海水下沸騰著怎樣的火焰。

想寫大海,是心存很久的執念了——我寫過一些小鎮上的人、寫過一些距離小鎮很遠的故事,但作為寫作者,在熟悉的領地內挖掘那些熟悉的呼吸聲,固然安全而穩妥,可還是想象著孤獨一人,闖入海浪之中,在那些隨時會拋掉生命的地方,發現另一個不安分的自己。直面天海,生死一線間,不需要處理那些人與人之間的分寸拿捏、進退騰挪,那是一個更直接的世界。我們很多人特別擅長也特別熱衷處理人情,即使在該講規則而非人情的場合。不少作家在家長里短的小心事、進退閃躲的小情緒之間怡然自得,把一次皺眉、一聲嘆氣演繹得宇宙無邊。這樣的寫作當然可以處理得很好,但作為作者,很多時候又是不滿、不甘的,我們總希望有另一個新的可能。于是,我準備去聽聽大海的聲音了。寫大海,當然也得面對滿腔心事、也得處理人際,可當所有這一切,都放在一個更加嚴酷的自然環境之中,或許便沒有那么小里小氣,很多事情便可以斬釘截鐵起來。

這篇小說最初的標題叫《更路經》。所謂《更路經》,用簡單點的話來講,就是在導航設備、定位系統不像今天這么發達的時候,漁民們用來指導航程的“海上地圖”。海水不像地面,地面上沒有路,可以硬生生刨出一條路來;不刨也可以,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大海不行,它永遠不會有清晰可見的路面和拐角。于是,智慧的漁民們,想到了用時間換取空間、記錄空間、尋找空間這個方法——他們在船上焚香計時,把水流、風向、天氣等等因素考慮在內,結合指南針,便可大概算出,往哪個方位航行多久,可以看到什么島礁。在人們不能飛高、不能用人造衛星來俯視大海的時候,可以想象,每一條路線圖的得出,得付出多少代人的血淚和生命。不同版本的《更路經》,路線也是完全不一樣的,這純粹靠笨拙的“統計學”得出來的“成果”里,堆疊著難以數清的海風和哭聲。

——但這些,僅僅是作為一個非漁民的理解甚至猜測,真正的事實,要殘酷得多。事實上,很多當下的漁民也早已對《更路經》特別陌生了,只有在一些如傳說般的老船長那里,才能聽到他們對海上之路的自信、牢騷和嘆息。我于是開始收集一些老漁民的故事,在他們那里,生死稀疏平常,見慣生死之后,要么變得很無所謂,要么變得更加珍惜,他們最懼怕死在海里,有時又恨不得立即死在海里。他們越是在海里跌宕起伏,越是在棄船上岸之后,變得尷尬無語。大海如此無常,在陸地上無比確信的東西,在海上往往蕩然無存,出海的人不得不相信某些虛妄之物,總覺得那些風浪的背后,有一些目光在注視著,他們也就有了諸多的講究與忌諱……

所以,在《海里岸上》之中,老蘇用木根刻著一艘縮小版的船,就像是《多情劍客無情劍》里的李尋歡,希望用刻刀復原自己的記憶;他當然會在親情和流傳了很多代人的《更路經》之間猶疑;他幻想著把自己葬入大海,和那些曾經葬身大海的故人相遇。在材料收集過程當中,我聽到了各種故事,有些故事被寫到了這個小說里,有些還沒有。而這些年,越來越把自己活成陀螺,沒法停下來把這些材料組合成一個完整的東西,這個小說在我的文檔里,永遠只有一個空蕩蕩的標題。二〇一七年,因為到北京師范大學讀書,得以從工作和家庭中暫時抽身,便打算把這個小說寫出來。可即便醞釀準備了好些年,這個小說的書寫難度,仍舊超出我的預計,在完成這個小說的間歇里,我穿插著寫的兩三個短篇早已完成并陸續發表,這個中篇仍舊遙遙無期。這兩萬多字,從二〇一七年下半年橫跨到二〇一八年上半年。拖拉太久的東西,在完成之后,感覺不到成就感,只有跋涉后的疲憊和失語,自己對它也不再自信,直到《人民文學》接受了它。在雜志的編發過程中,來自編輯的反饋,也讓我得以重新看待這篇小說:有的人會從我永遠想不到的角度去讀它。

這篇小說完成之后,我立即投入到一個小長篇的創作,那仍舊是一個跟大海有關的故事。那個小長篇的準備期,比《海里岸上》更長,但那個十三萬多字的小長篇,完成的時間要比《海里岸上》短得多,自己在故事的奔跑中也更加順暢——或許是因為《海里岸上》的苦熬,打開了我體內一直堵塞的氣血。二〇一八年上半年,完成《海里岸上》后,在書寫那個小長篇的過程中,跟我一同往前奔跑的,是班上的同學陳崇正,當時他也開始寫一個準備了十年的長篇。北師大課余的生活,我和他窩在八里莊魯迅文學院的宿舍里,天天互相督促,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你今天多少字了?”我還會在下午四點多,走出校門,到十里堡地鐵口買回幾個鴨頭、鴨脖,拉上陳崇正、朱山坡一塊啃,當作提神。寫作疲倦之余,我開始寫毛筆字,抄張遷碑、抄歐陽詢,宿舍的飄窗成了我的寫字臺。臨回海南前一天,我把三個月所寫的所有毛筆字擺在宿舍里,拍了照,丟進垃圾桶。我當時想,在北京師范大學的學分修完了,明天回海南島,該把欠下的工作和家庭生活補上了。當時的我并不知道,那可能是我最后的逍遙時光。

——回到海南島,兩個月內,各種雜事席卷而來,我像經歷了二十年,白發在瘋長,睡眠越來越差。很多時候我都想在咒罵之后轉身離去,讓自己尋獲一點人的基本尊嚴。可是,你知道的,我并不能那么做,我只能在內心里自導自演,幻想自己還可以對很多事喊一聲“去你的”。我當然再也沒有時間去打開電腦,寫下自己想寫的字。這兩個月內,我最開心的事,便是每天陪著自家小孩散步、喝椰子汁。有幾回,我們帶著他去海邊,任海浪濺起的水花不斷打在我們身上,我們喊著把沖上來的海浪壓下去。我不喜歡長篇累牘地寫那些“細致入微的情緒”,但我樂享生活中所有的小細節。

眼前的停滯狀態,讓我覺得,《海里岸上》和那個小長篇,或許便是近期自己最親密的好朋友了,我會對它們多一些牽掛。牽掛多了,反而不愿說很多。有一天,我在微信上發了這么一條內容:“作家寫了個作品,認為評論家解讀不到位,便自己跳出來,說這是啥啥啥主義,恨不得自己給自己寫篇五萬字的長評;評論家搞創作了,發覺反響不如預期,也跳出來說自己寫得如何充滿深意、是在向誰致敬,只不過你們都讀不懂。一旦細想,真讓人頭皮發麻啊,這不是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嗎?”——關于《海里岸上》,我本來有很多跟作品有關的話想說,但我不想成為自己所嘲笑的那種人,不想給自己的作品貼上某個顯眼的標簽、指定一條進入這作品的唯一“法定通道”,王顧左右而言他。但這些,也不是完全跟作品無關。除了《海里岸上》,我肯定還會去寫一些關于大海的小說,講述一些被風浪吞沒的故事。所以,準備好吧,拎個小椅子,坐下來,不是聽我講,是聽大海自己來說。

當我們傾聽海潮聲起伏的時候,便會知道,這是一種多么激蕩、遼闊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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