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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家敬文東:也談八十年代的詩歌精神

时间:2019-09-17     作者:敬文東   阅读


在20世紀八十年代,文學中國的發軔、起始無疑是“朦朧詩”——一個在誕生時帶有普遍惡意的稱謂,現在則成了功成名就的代名詞。集中在這個名詞之下的人,早已成為當代中國文學不容冒犯的神祇,端坐在自造的神殿中,接受詩歌塵世各路膜拜者的參拜。的確,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一群勇敢、叛逆、身份卑微的年輕人,正在醞釀、謀劃和籌備一場地下詩歌美學運動,他們似乎從未想到自己未來的神祗地位。但在野詩歌美學激起的風暴是有目共睹的,甚至遠遠超出了它的炮制者們最大膽的預期:在野詩歌美學迅速席卷了文學藝術的各個角落,它提倡的“人性的世界”、“普遍的人道主義”,則成為剛剛復蘇的中國文學的標志性口號,成功地為已經奄奄一息的中國文學輸入了血液、鈣質和必須的微量元素。


實際上,在八十年代的起始處,在野詩歌美學(或朦朧詩)面對的敵手既強大又不堪一擊。仰仗國家主義美學撐腰,《詩刊》和《星星》上老牌得視線模糊、聽力衰退的詩歌作品頤指氣使,盛氣凌人,以為自己必將贏得這場袖珍美學戰役,就像它們曾經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一樣,卻萬萬沒有想到,被八十年代所框架的更年輕的一代人紛紛站在在野詩歌美學那一邊,而更具期待視野的八十年代文學則選擇朦朧詩作為自己效法的對象。這個簡單的事實有足夠的理由宣布:國家主義詩歌美學的崩潰指日可待。實際上,它所占據的令人炫目的要塞很快就成為笑話,以致于讓老牌的、曾經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國家主義詩人昨天剛寫完張牙舞爪的《一月的哀思》,今天就偷偷摸摸把在野美學所認可的意象和句法搬進自己的詩中。盡管國家主義美學和在野美學雜交而成的混血兒類似一個丑聞、一個可笑而滑稽的怪胎,卻無疑是朦朧詩大獲全勝的一個絕佳證明。國家主義詩人在跨美學的寫作婚姻中,竟然宣布“雜交優勢”的生物學定律失效,實在稱得上他們的重大貢獻,代表了八十年代詩歌精神的一個新動向。至于這種性狀的混血兒也能在一場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國家詩歌評獎運動中屢獲大獎,也只能證明國家主義美學和它欽定的詩人在苦苦堅守自己不斷被攻破的城池——至少國家主義詩歌美學還認可它從前根本不愿待見的怪胎或“毒草”。


朦朧詩修改了一代人的美學趣味,更新了一代人的價值觀念,并在被壓迫中奇跡般地打垮了它的壓迫者。這都是值得謳歌的事情,能理所當然地成為今天的詩歌神祗們驕傲和懷念的光榮歷史。但朦朧詩的先天不足卻是根本就無法更改的事實。朦朧詩那一代人“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以革命話語為核心的國家主義美學是他們最主要的生存環境,他們在自己的創作中能有限度地突破它、反叛它,卻無法不先天地打上它的烙印。國家主義美學所要求的音質、構詞法、句式以及情緒,無一不成為朦朧詩人的夢魘,無一不是朦朧詩人的詩歌遺傳密碼。在朦朧詩人從前門將那些玩意踢出去之后,那些被拋棄者卻滿臉壞笑地從后門大張旗鼓地進入到朦朧詩中,以致于讓北島二十多年后竟然發出了這樣的感嘆:我們這一輩詩人的最大任務之一就是要清除革命話語帶來的影響。北島的清醒和可貴正在這里:他一定在多年后讀出了《回答》中暗含的在黨旗面前宣誓的那種語調、情緒、音質和神態。北島的清醒是不是一個詩歌神祗的清醒?不清楚。但朦朧詩和朦朧詩人的命運無疑向我們顯示了一條很隱秘的真理:在更多的時候,所謂脫胎換骨、再造金身不過是一個無法抵達也無從抵達的烏托邦;也向我們再一次展示了吳承恩的精辟洞見:善變如孫悟空者,也有一條無法被遮掩的尾巴,而這條尾巴遭遇到的尷尬并不僅僅出于吳承恩在敘事學上的考慮。


在八十年代,文學中國因朦朧詩和在野詩歌美學的勝利修改了整整一代人美學頭腦,也為更激進的詩人——即所謂第三代詩人——提供了打擊的對象。更年輕的一代人很快找到了朦朧詩的七寸,他們因此有理由脫離長兄的陰影,去開拓自己的領地。是第三代詩歌而不朦朧詩構成了八十年代詩歌精神的命脈:朦朧詩有武昌首義之功,第三代詩歌卻建立了一個病象環生的民國,只是詩歌總統的位置有人覬覦卻無人能夠真正端坐其上。二十多年后,當我們拋開第三代詩人自以為是和詩歌表演的成分,更為自由、活潑的詩歌意志,更強調詩之為詩的態度,更為疏遠國家主義詩歌美學的決絕姿態,恰好是第三代詩歌構成八十年代詩歌精神核心的主要標志。就這樣,朦朧詩和第三代詩人在表面的相互對立中,共同為八十年代的中國詩歌提供了鮮活的血液;他們在相互敵視中,令人欣慰地提升了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的整體水平。毫無疑問,八十年代是一個年輕的時代。詩歌年輕,詩人年輕,連詩歌空間中的柳樹都不愿獨自老去。當我們回顧八十年代的詩歌精神時,年輕是一個必須要加以重視和考量的東西。年輕意味著不成熟,意味著幼稚,當然也意味著尚處于未來的發展狀態。今天的人沒有任何理由過高估計八十年代的詩歌精神和詩歌成就,盡管它確實已經被人過高地估計了。


懷舊似乎越來越成為當下生活的顯著性狀之一。但事情的吊詭之處剛好在于:只有成功者或自以為成功者才有懷舊的資格。同樣的心理狀態和心理訴求進入公共空間的方式不一樣,機會也壓根兒不均等。這是社會學應該詳加研究的課題。不久前,朦朧詩人在香港弄了一出聲勢浩大的懷舊運動,據說在憶崢嶸往事時,有些人對自己在往事中的排名次序太靠后很是不滿——記憶和記憶在干仗,同一個美學陣營中的懷舊樣態在互相輕視;而更早一些時候,第三代詩人在黃山弄了一次規模更大的懷舊運動,并追認了一些當年被忽略的同伙,類似于追認革命烈士和共產黨員。好一派大碗喝酒、大砣稱金的兄弟情景!其樂融融的狀態同香港剛好形成不小的反差。但兩處懷舊的結果是一致的:向歷史撒嬌,對自己溜須拍馬,宣布自己是詩歌前輩或神祗,擁有指導詩歌后進的資格與把握詩歌潛艇行進方向的特權——導師和艦長是兩伙人共同追求的爵位。至于內部如何再度分贓,那也是將爵位搶過來之后的事情,目前還沒有聽到更為確切的消息,因此先按下不表。


我們什么時候放下了對自己光榮歷史的迷戀態度,我們也許才有資格和條件談論八十年代的詩歌精神。


2010年4月22日,北京魏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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