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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張棗:天天去洗腳城有什么意思啊

时间:2019-10-12     作者:叉少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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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6年冬天,《星星》詩刊為慶祝創刊30周年,在成都舉辦了為期一周的“中國·星星詩歌節”。

 

那一年,北島的《北島詩選》、顧城的《黑眼睛》面世。再往前一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舒婷、北島、顧城、江河、楊煉的合集《五人詩選》。


官方認可引來民間追捧。詩歌節門票從2塊錢一路炒到20塊,主辦方還預先安排工人糾察隊在開幕當天維持秩序。


成都3家電視臺開辟專欄,準備在《新聞聯播》之前用15分鐘向大眾播報詩人們的動態。


即使做了萬全準備,詩歌節還是出了岔子。

 

開幕那天,大量沒搶到票的觀眾直接翻窗闖入工人文化宮,只為一睹詩人風采。北島、顧城、舒婷等朦朧派詩人端坐臺上,臺下觀眾不停高呼:“詩人萬歲!詩歌萬歲!”演講不斷被高呼聲打斷。不久,狂熱的觀眾又沖到臺上,要求詩人簽名。擁擠中,請人簽名的鋼筆戳得詩人生疼,現場一片大亂。

 

詩人們招架不住,紛紛“撤退”。

北島帶著顧城夫婦逃進更衣室,進門關燈后,做賊一般躲在桌子下,聽著門外的腳步來來往往。

有粉絲推開門就問:“顧城北島他們呢?”北島靈機一動,手朝后門一指:“從那邊溜了。”

 

于是人潮又往后門涌去。

 

幾天后的頒獎典禮上,獲了獎的詩人葉文福臉上又是口紅印又是口水印,還被熱情的觀眾抬起來往空中拋。顧城也被人圍得里三層外三層,討厭被拋到天上的他干脆躺在地上高呼:“反對個人崇拜!”

 

會后清點,會場6個大門被擠壞5個,椅子被踩壞幾十把。

 

那是中國詩歌最好的年代。哪怕處在巔峰的朦朧詩派,也被許多雄心勃勃的新一輩詩人“挑戰”。

 

北島剛被粉絲圍追堵截,隔天又被一群年輕的四川詩人叫板:“下來吧,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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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6年星星詩歌節上的北島(左一)和顧城(右一) >

 

也是在那屆詩歌節上,四川詩歌憑借新生力量“巴蜀五君子”刷了一次存在感。這五人分別是張棗、柏樺、翟永明、歐陽江河和孫文波,都是當時活躍在四川的年輕先鋒詩人。

 

其中,翟永明是唯一的女性,她后來更知名的身份,是成都“文青根據地”白夜酒吧的老板。而年紀最小的張棗,前一年剛因一首《鏡中》走紅全國。


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望著窗外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鏡中》節選


完成這首詩后不久的一個秋夜,重慶歌樂山下,22歲的張棗輕拍著一株幼樹的葉子,對同是“巴蜀五君子”的死黨柏樺說:“看,這一刻已經死了,我再拍,已是另一個時間。”

 

他對詩歌和死亡都有著早熟的敏感。


2


1978年,16歲不到的張棗考入湖南師范大學英語專業。

 

張氏在湖南算是書香門第,張棗外婆就特別喜歡白居易。家族里許多人也都愛談詩,親戚間見面的開場白常常是:你可不可以給我講一首你喜歡的李白的詩?

 

張父曾學習俄語,也寫詩,是張棗生命中碰到的“第一位詩人”,很早時父子倆就切磋詩藝。

父親說:“無韻的詩是一句死詩。”張棗針鋒相對:“一句詩押韻才是死詩,沒有生命了。”

 

因為這種家學,張棗在大學時就把自己看做一個詩人,也把寫詩當成極具使命感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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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時的張棗 >

 

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湖南,并不是中國詩歌的主場。后來成為作家的韓少功、何立偉、徐曉鶴等人,當時也常跟張棗見面,但他們主攻的都是小說。

 

當時中國詩歌的熱土在四川,全國的青年詩人們在蜀地打得火熱。各種交流、恩怨、八卦,組成了一個熱火朝天的江湖。

 

相比之下,在湖南已小有名氣的張棗很是寂寞。他一直追問:“先鋒詩這些年為何一直與湖南絕緣?”

 

追問中,張棗入川(重慶),他在1983年考上了四川外語學院英文系研究生。

 

同一年,詩人柏樺也從外地回到了四川老家。

 

柏樺年長張棗6歲,那時剛畢業于廣州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在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重慶分所工作。但他對情報技術完全不感興趣,最愛的是波德萊爾、卞之琳和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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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時的柏樺 >

 

他從高中就開始寫古詩,寫了上百首,大學時知道翻譯法國詩歌的民國大學者梁宗岱在本校任教后,直接找到其住處敲門,要求和老先生聊文學。

 

一進門他就向老先生介紹:我是英語系三年級學生,喜歡寫詩,前不久才讀到卞之琳翻譯的瓦雷里的詩……

 

沒想到梁宗岱接過話頭:卞之琳是我的學生,我覺得他譯得不好。

 

柏樺一愣,馬上轉移話題:我還愛波德萊爾的詩……

 

從廣外畢業時,柏樺已寫出了較成熟的作品《表達》。當時他本可以去北京發展,但朋友說,四川有一個詩人圈子,很是熱鬧。最終他選擇回四川“搞文學”。

 

1983年10月,通過好友介紹,張棗在宿舍見到了剛從情報研究所辭職的柏樺。這是兩人第一次見面。

 

初次見面,按江湖規矩,張棗激動地從自己的枕頭下抽出幾頁皺巴巴的新作,打算朗誦一首,算是給柏樺的“見面禮”。

 

念著念著,他發現還缺幾頁,于是又回頭把凌亂的枕頭和被窩翻了個遍,但仍沒有找到。場面有點尷尬,他只能草草結束朗誦。

 

柏樺聽完后,禮貌地贊美了幾句,又小坐了一會兒就匆匆告辭,并沒有像江湖慣例那樣留下來好好聊詩。已準備好對談一宿的張棗暗自懊惱,懷疑是自己的“見面禮”太過隨意所致。

 

張棗沒想到的是,柏樺其實完全被他震住:“世界上居然有一個人寫得同我一樣好或比我好……我還完全無法接受并反應過來。”

 

“得迅速離開,今后不見他就行了。”王不見王,是柏樺的本能反應。

 

可過了幾個月,柏樺又改變了主意,給張棗去了一封信,希望見面。張棗很快回信:“一直在等待著召喚。”

 

兩位詩人再度見面后,終于擺脫拘束。他們談張棗的初戀女孩,談岳麓山,談意象派,談弗洛伊德死本能,談力比多……談到半夜,柏樺打開窗戶,任由晚風吹進煙霧繚繞的房間。窗外,是滿天星光。

 

說到興起處,張棗要來一張紙和一支筆,柏樺以為他要寫詩。不想他先寫下“詩讖”兩字,然后在字下劃了兩道橫杠。接著又在一旁寫下“絕對之夜”,然后是“死亡的原因”,再分別框起來。最后又在頁面空白處寫下一個大大的“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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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柏樺保留的張棗手稿 >


兩個知己相逢恨晚,從半夜一直談到黎明。

 

俄羅斯作家伊萬·蒲寧曾在《拉赫瑪尼諾夫》中寫過:


“像這樣的暢談只有在赫爾岑和屠格涅夫青年時代的浪漫歲月里才會有,那時人們往往徹夜不眠地暢談美、永恒和崇高的藝術。”

 

當時張棗在沙坪壩,柏樺在北碚,兩地乘坐公交需要兩小時。以至于張棗把每次見面稱為“談話節”,不談出幾噸話不罷休。

 

柏樺說:“如果沒有這次相遇,很可能我們兩人就不寫詩了,因為我們都已各自陷入某種寫作危機。”

 

張棗說:“我認為我文學活動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遇到了柏樺。”

 

一日,張棗和柏樺在歌樂山上談詩漫步,張棗突然停下來,低頭撿起兩片落葉。他交給柏樺一片,說:“我們各自收藏好這落葉,以作為我們永恒詩歌友誼的見證。”

 

認識柏樺一年后,張棗寫出了《鏡中》。寫完《鏡中》,他沒有把握,跑去問柏樺的意見。柏樺告訴他:這首詩將讓你的名字傳遍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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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中》手稿 >

 

果然,這首詩讓他一舉成名。很快,張棗又陸續交出了《何人斯》《蘋果樹林》《十月之水》。他不僅成了眾多女性的偶像,許多男生也崇拜他。

 

那時要讀到張棗的詩歌還不是件容易的事。詩人吳向陽當時在川外讀本科,他在一個同學的手抄件上讀到了《鏡中》。擁有手抄件的同學特別寶貝這份詩稿,要求讀畢立馬交還。

 

吳向陽讀完后感嘆:“媽的,詩歌原來還可以這么寫!”

 

張棗曾在短文《略談“詩關別材”》中提到:“代表作像跳跳棋局里的骰子,一定得拋出個‘6’才能讓棋子起步。”

詩人朋友陳東東評價他:“張棗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拋出了‘6’。”

 

陳東東當時已寫出流傳甚廣的《點燈》。有一次,幾位詩人走進一個黑暗的房間,陳東東打開燈,跟在后面的張棗笑起來,喊他“陳點燈”。“我最近就被人叫做張鏡中。”


把燈點到石頭里去,讓他們看看 

海的姿態,讓他們看看 

古代的魚 

也應該讓他們看看亮光,一盞高舉在山上的燈

——《點燈》節選


“我有三種幸福:詩歌、王位、太陽 。”海子曾在《夜色》中寫道。這句詩,完全可以用來形容當時意氣風發的詩壇新星張棗。


3


那時的重慶詩歌界,分別以張棗和柏樺為圓心,形成了兩個五六人的核心圈子。因為張棗和柏樺的友誼,兩撥詩歌俠客也常常互相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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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棗 攝影:肖全 >

 

張棗的核心圈子包括傅維、楊偉等年輕詩人。認識張棗之前,傅維是一名大四學生,讀北島和舒婷,經常在沙坪壩公園紅衛兵墓群中開詩會,他通過哥哥傅舟認識了張棗。張棗很是疼愛他,稱他為“弟弟”。

 

知道他認識張棗后,同學都特別崇拜他。一次,他從張棗那里拿回去一本圣瓊·佩斯的詩,幾個同學如獲至寶,熬夜抄完了幾百頁詩歌。

 

張棗和傅維最喜歡一起逛書店,兩人常去當地的一個小書店尋寶,然后再去碼頭邊更大的新華書店“掃貨”。但凡買到了一兩本剛出的詩集,張棗就會高興得哈哈大笑,然后吹著口哨,在路上扭起來。

 

和張棗“混”在一起后,傅維的視野從國內詩歌擴大到了艾略特、葉芝、里爾克……如果中國還沒有譯本,張棗就會逐字逐句翻譯給傅維聽。

 

“這下用的武器就先進了啥,曉得不?”張棗會突然冒出一句湖南話。

 

一天傅維去川外找張棗,沒想到在街上提前看到了他。張棗很是激動:“我感覺我要寫一首新詩了,這次預感與以前都不一樣。”

 

沒幾天,他寫出了《早晨的風暴》。


或者這些,或者那些

在這個清潔無比的上午

風暴剛剛過去,鳥兒又出來

它們有著這么多的地方和姿態

……

我又干渴又思睡,瞥見

中午,美麗如一個智慧

消失的是早上的那場風暴

更遠一些,是昨夜的那顆星星


詩歌寫出來后,他們花了一個上午討論。很多年后,傅維回憶:和張棗共同度過的這個“清潔無比的上午”——初春的空氣都跟詩歌里寫的一樣,窗外似乎還有最后殘存的臘梅花香——這一切在后來無數次人生低谷中,都成為了抱慰我的力量。

 

“很多人不知道詩歌的力量是什么,這就是。”

 

張棗的才華,常讓后人忽視他早年時的美貌。陳東東曾形容:他作為青年詩人的那種昂揚、清新和灑落,讓我過目難忘。攝影師肖全也說,張棗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風流倜儻的青年,極有風度。

 

但他一般只跟自己小圈子內的朋友互動,校內一些詩歌討論會等熱鬧場合,他都選擇隱身。就算如此,他仍然是眾人矚目的“明星”。很多年后,一些當時的同校女生仍然記得這個“很帥很沉默的詩人”。

 

隨著張棗詩名漸盛,他的宿舍成了全國粉絲、文學青年的朝圣據點。張棗逐漸有些“招架不住”,于是總是逃出來找傅維去公園喝茶,或者去歌樂山曬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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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翟永明、歐陽江河、張棗在四川 >

 

和張棗同住一層的青年教師楊偉則常常跟張棗“訴苦”:“今天又幫你接待了三批,下個月的飯票都提前用完了呦。”

 

每到這時,張棗就會笑嘻嘻地對傅維說:“你看楊偉,現在認得的詩人比我們都多。”楊偉教的是日語,聽后哭笑不得:遲早也遭你們拉下海,一起寫詩算了。

 

1985年,北島來到重慶。張棗和柏樺帶著四川的年輕詩人們辦了五天活動,座談會、讀詩會、夜談會、溫泉之夜……答謝宴上,十來個先鋒詩人促膝長談。80年代中期的中國在張棗看來,到處“充滿了動人的細節”,時代大幕已經拉開,年輕人都渴望著去表達這個時代。

 

鮮衣怒馬,一唱百和。對于張棗和他的朋友們來說,時間仿佛多得用不完。

 

就在大家以為酒繼續斟、歌繼續唱時,1986年初,張棗與川外的德國外教達格瑪戀愛。不久,宣布自己要去德國結婚定居。

 

“當時國內正是最好玩的時候,我離開的好像是一場精彩非凡的大party。”很多年后,張棗不無惋惜。

 

那是1986年夏天,《鏡中》問世已快兩年。張棗對朋友說:我可以看更多東西,我特別希望我的詩歌能容納許多語言的長處。

 

少年得意的張棗不會想到,直到2008年,他仍會意猶未盡地贊美這段重慶歲月:

 

“我們還那么年輕,意氣風發,八十年代理想的南風拂面……二十多年了……不知為何,覺得它美。”

 

柏樺也認為,1983到1986年是張棗生命中“最光華奪目”的三年,以后再沒有過。


4


1986年,北京還在實行兩票制,西德的寶馬公司已經開始建造自己的工程研究中心。

 

在朋友的羨慕中,張棗飛往德國,開始了他“再造一種中文”的旅程。

 

剛到德國時,他拍了不少照片,其中一張是在馬場邊,他微笑著回看鏡頭,背景是兩匹駿馬。他在照片背后寫道:另一個騎手……柏樺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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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初秋,張棗在德國 >

 

但現實遠沒有照片這么愜意。到了德國后,沒有人知道他是一個詩人。他一度有整整三個月沒怎么講話,只有在超市買東西時,才會勉強說一聲“謝謝”。

 

最不能忍的是,他發現再也不能與國內好友在夜里談詩。

 

忍了一年半,他短期回國訪友。柏樺描述張棗此次歸國“刮起了一陣‘昔日重來’的明星式旋風”。

 

張棗身體力行地用行動補償德國“虧欠”自己的一年半。從重慶到成都,常常是晚上8點有個局,到了10點,再趕下一場。

 

那時往來的詩人大多與朋友擠著住,但是張棗只愿住學校招待所,讓不少詩人羨慕不已。招待所自然又成了朋友云集之處,不但有免費的開水還有劣質的茶葉。

 

眾人常常聊至深夜。張棗說:我對星期幾有自己的感覺,跟日歷上的星期幾無關。柏樺冥想幾秒,接過話說,我的感覺是星期三。張棗又說,我的感覺也是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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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2月,左起:柏樺、張棗、鐘鳴、歐陽江河  攝影:肖全 >

 

徹夜長談的生活終于回來,但張棗發現,情況已經不一樣了。自己去德國后,傅維和柏樺去了成都,有的朋友去了貴州,重慶那一代核心詩歌圈就這么散了。

 

他后來說:“人的表情也開始有一種真正的不安,我在國外最懷念的談話突然變得不那么沉醉過癮了,大家在談論詩歌的時候也開始有些心不在焉。”

 

敏感的詩人已經隱隱嗅到了氣質截然不同的90年代。

 

許多朋友開始考慮詩歌之外的東西。但此時的張棗,選擇回到德國繼續寫詩。“我覺得是去完成一個使命,我必須進入一種更加孤獨的層次,我必須知道西方為什么形成那樣的一種文學,形成那樣的一種文學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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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棗在德國 >

 

他在德國寫了首《刺客之歌》,很有些悲壯意味。


為銘記一地就得抹殺另一地

他周身的古樂廓然壯息

那兇器藏到了地圖的末端

我遽將熱酒一口飲盡



5


此后近十年,張棗沒有再回國。

 

這十年間,重慶詩壇也經歷著巨變。柏樺有感于“時代變化,沒有氣氛”,停止寫詩,開了公司,失敗后又走上了寫暢銷書的道路。歐陽江河去了美國,有了經紀人、策展人這樣的新身份。傅維更徹底,完全棄文從商。


放眼全國,80年代也是詩歌最后的狂歡。海子的自殺給這段狂歡一記重擊,隨后,駱一禾病逝。進入90年代,顧城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90年代的大環境里回望,80年代的詩歌盛況,竟仿佛一個遙遠的夢境。年輕人曾以為永不落幕的大party,不過幾年,就謝幕了。與之一起謝幕的,還有一個時代。

 

就在國內同行熱火朝天大搞經濟建設時,遠在德國的張棗,并沒像最初預想的那樣專心寫詩。

 

他在疲于應付世俗生活。期間,他與達格瑪離婚,后再婚生子,在德國圖賓根尋找教職養家。

 

此外,還要繼續對抗那無處不在的“寂寞”。國外的華人多做生意,自然沒人能和他談詩。至于德國同事,他也曾試著找來喝酒夜談,但他們大多是“智商型專家”, 酒酣時只會講道理,絕不會說到詩。張棗抱怨:“告別的時候,全無夜飲的散淡和愜意,渾身是徒勞的興奮……你會覺得只是加了一個夜班。”

 

最難熬時,張棗瘋狂地挨個給國內老友們打電話,叫嚷著:“我要回去!”

 

所幸他仍堅持寫詩。在德國,無論什么場合,在向陌生人自我介紹時他都會說:“我叫張棗,我是一個詩人。”

 

很多國內的朋友都曾在半夜被他的電話吵醒,抓起聽筒正要罵人時,傳來的卻是張棗振奮的聲音:我正在寫一首新詩,很重要,現寫了四句,你聽聽……

 

他對作品有著極高的要求,覺得寫得一般的全部撕掉。旅居德國多年,他終于向中國詩壇貢獻出了63首詩歌,結集為《春秋來信》。

 

這本詩集的代價,除了近十年的寂寞和瑣碎,還有青春。時光已將張棗打磨成了一個“黑紅壯漢”,再不復那個英姿勃發的“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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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福之后的張棗(中) >

 

1996年,闊別中國近十年后,張棗再度回國探親訪友。許多老朋友竟認不出他來,他們心里的張棗,還是多年前的英俊模樣。“這是張棗?!哪個整成一尊羅漢了?”

 

傅維說:“看到他發胖、謝頂、鼾聲如雷,哪里還是1988年的那個美男子張棗,我頓時黯然神傷。”

 

詩人胡冬看過詩集,認為已足夠完滿,并提醒他“保持晚節”——意即是不可能寫得再好了。

 

“我一定還能寫,我還要去寫另一種好詩。”張棗反駁。


6


這“另一種好詩”,在中年張棗看來,或許就是生活本身。

 

還在四川時,常來參加詩會的年輕人中,有一位被戲稱為“游方僧人”的詩人萬夏。

 

這樣的外號大概拜他的長發和棗紅色毛衣所賜。他常年反對詩歌貴族化,但自己不常寫詩,最愛酒。這樣一位“野獸派”,看似一時風頭兩無,但除了張棗和傅維,許多“知識分子”型詩人都對其敬而遠之。

 

后來他寫了一行很有名的詩:僅我腐朽的一面,就夠你享用一生。

 

傅維一度認為這句詩就是張棗另一面的寫照——對塵世生活的熱情。據說,發福的張棗在把青椒皮蛋送進嘴前,仍會無比溫柔地說:“讓我好好記住這細膩絲滑還有清香,我們再說話,可好?”

 

可以想見,這般貪戀生活的張棗在德國的日子,無異于上刑。

 

1997年,柏樺出國看他,他們相約在東柏林一個叫做Panko的地方。兩位老友似乎又找到了十多年前“談話節”的感覺,張棗的話尤其多,話趕話地和柏樺聊著文學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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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11月,柏樺、張棗、張奇開在圖賓根。>

 

此時的張棗越來越希望長居國內。但同樣“流亡”海外的北島在電話里提醒他:你要回國,就意味著你將放棄詩歌,聲色犬馬和國內的浮躁氣氛會毀了你。

 

糾結幾年后,張棗再也忍不下去,終于在離開中國20年后,選擇回國擁抱生活。

 

2005年,他回國任教,2007年徹底定居國內。

 

他給傅維去信解釋:“國外這些年,固然給了我無價之寶,但生活與藝術的最終完善,只能在祖國才能進行……總之,生活,有趣的生活應該是生活本身唯一的追求。”

 

回國后的詩人,逃過了圖賓根的寂寞。

 

一開始,他指著燈紅酒綠的都市向老友陳東東感慨:東東我跟你說,這么多年,我真是痛失中國……痛失中國啊!

 

他熟知居所附近所有好吃好喝的地方,在太湖邊買了房,還和傅維籌劃第二年冬天去海南曬太陽……

 

他盡情擁抱著這聲色犬馬的生活,但當他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寫出滿意的詩歌后,還是禁不住抱怨:“這就是個文化沙漠!除了燈紅酒綠,還是燈紅酒綠,但天天洗腳又有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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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國教書后的張棗 >

 

叔本華說:“人生就像鐘擺,在痛苦和無聊之中擺蕩”。

 

張棗對朋友的選擇很溫柔,他對選擇經商的傅維說:你在商界奮斗,我覺得很好。為什么不呢?生活是如此遼闊。

 

但對于闊別20年的中國,他還是有些失望的。這種失望更多來自于那個永遠都回不去,歸來仍是少年的80年代。可時代已經滄海桑田,生活永遠在別處。

 

他總是矛盾。他說,我還沒有做出想做的東西,但又氣得停了筆。“寫詩是需要高興的,但我高興不起來。”他的詩歌越寫越少,煙卻越抽越多。

 

很快,他就發現沒有時間糾結了。

 

2009年11月,他去上海見陳東東時,剛爬上天橋,就一陣劇烈的咳嗽,他說這陣子總咳得渾身疼。

 

不久,與朋友聚餐時,正吃得興起,不料他又一通大咳,然后說:“不行了,扛不住了,太難受了,我先走了……”

 

月底,他確診肺癌晚期,短短四個月后在圖賓根去世,時年48歲。

 

在圖賓根治病時,傅維給他發短信:早點好了回來,我們一定要活到海邊去!

 

張棗回復:“一定!”

 

治病期間,他又拿起筆,寫下諸多斷句,直到實在不能寫的那一刻。

 

其中唯一一篇標明了日期“1月13日”的《燈籠鎮》,被眾好友定為絕筆。

 

老虎銜起了雕像,

朝最后的林中逝去。

雕像披著黃昏,

像披著自己的肺腑。

燈籠鎮,燈籠鎮,不想呼吸。

 

張棗屬虎,詩人敏感一生,在最后的時刻,仍不忘淘氣地給世人留下謎語。

 

他去世后,柏樺說:“張棗帶給我們的損失,至少目前還無法評估。”

 

北島說:“張棗無疑是中國當代詩歌的奇才,他對語言本身能有一種近乎病態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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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張棗(左)與北島(右)在德國 >




時光回到80年代,張棗還在四川時,一天夜里12點,他激動地敲響了傅維的門,進門就把幾張稿紙塞給對方:我寫了一首新詩——《秋天的戲劇》。睡眼惺忪的傅維看到第六節,說:這寫的不就是柏樺嘛,很明顯。

 

“那你再看第七節。”張棗說。

 

傅維看后講了一個外教朋友盧倫斯基的名字。張棗接著說:“這節是我把你與盧倫斯基的感覺放在一起寫的。”傅維又仔細看了一下,覺得后半節確實有些像。其中有一句是:我喜歡你等待我的樣子,這天涼的季節。

 

2008年,張棗和傅維、陳東東一起去西塘。路上聊到“死亡”,傅維問陳東東:你真打算活到一百二十歲嗎?我們都死逑了,看你一人活起有啥意思?”

 

張棗聽了笑出聲來:“那他可以寫《詩歌史》了啥,把我倆寫得不堪入目都可以。”傅維接話:“我怎樣都可以,倒是棗哥,你身體好,肯定死在我后面,你寫回憶錄的時候,怎么也得美言兄弟幾句!”

 

張棗又一陣哈哈大笑:“好說好說,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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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左起:宋琳、陳東東、張棗在北京大覺寺 >

 

誰都沒有想到,短短兩年后,是傅維和陳東東拿起筆,悼張棗。

 

張棗去世后7年,柏樺仍念念不忘,寫了一組詩。

 

其中一首,叫《再憶重慶》,可視作當年張棗將柏樺、傅維等朋友寫入詩中的回響。


魚相忘于江河,人相忘于道路

一切皆不可靠,唯有死亡除外

繼續!老盧倫斯基,你還活著嗎?

你曾在西南師院吃過糊狀的面條

后來你去了天津(小傅顯舟說)

管它呢……再后來你就消失了……

昨夜,在《秋天的戲劇》第七節

我又讀到了你冬天等人的樣子

知道嗎,不僅僅是在重慶。繼續!

那是死去的張棗在使你不死。

 

詩里有張棗,也有那一代人黑發欲飛的青春。


部分參考資料:

《親愛的張棗》中信出版社,宋琳、柏樺 編

《一個人的詩歌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劉春

《朗誦記》,北島

《30年前重慶的大學詩生活》,吳向陽

《我們這一代》,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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