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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到底是儒家還是法家?

时间:2019-12-13     作者:張弘   阅读


生死秦始皇.jpg


《生死秦始皇》

辛德勇 著

 中華書局


秦始皇巡游南方時病死沙丘,秘不發喪。胡亥得趙高、李斯之助,矯詔即位,卻登基不過三年便身死國亡。這段載于《史記》、流傳千年的史實,近來竟因西漢竹書《趙正書》的出土而備受質疑。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從解析《趙正書》的形制入手,通過對讀《史記》與《趙正書》,一方面論證了《史記》等傳世文獻的信實性,另一方面則揭示了《趙正書》作為小說的性質,進而重新定義了漢代及其以前的“小說家”。與此同時,本書展現了以“焚書坑儒”而留下千古罵名的秦始皇,其重視儒生與儒學的一個側面,梳理了這天下第一位皇帝的姓、氏與名,破解了決定秦朝命運的宦官趙高的身份之謎……在提出并解決了一系列常人習焉不察的“小問題”之后,秦王朝波瀾壯闊又眾說紛紜的興亡大歷史隨之露出了真容。


    

辛德勇教授的史學著作,將專業的歷史研究與通俗的表達融為一體,扎實的考據蘊涵著深厚的學術底蘊。以他的新作《生死秦始皇》為例,無論是開篇關于古書書名、篇名的敘述,還是秦始皇采用李斯主張,禁止以古非今等內容,乃至關于秦始皇姓氏的考據,均頗為精彩,令讀者受益匪淺。唯書中關于李斯是儒家的部分,雖所占篇幅很小,但這一判斷似可斟酌。


在先秦思想家中,孔子和孟子都主張“法先王”——孔子推崇的是西周的周公,他理想的制度是周代的制度;孟子繼承了孔子思想,有非常理想主義的一面。


但是,儒家思想到荀子那里就有了一個變化,荀子是“法后王”。在《生死秦始皇》一書中,北大歷史系教授辛德勇認為,荀子生活的戰國末期,孟子的學說已經完全不能適應列國諸侯實際的政治需求,被君主們認為迂闊難行。而戰國諸侯對學者及其學說的需求,主要是在群雄紛爭中強兵勝敵,這是帝王的根本欲求,就是所謂的“帝王之術”。


孟子一味侈談“唐、虞、三代之德”,生前處處碰壁。荀子想要實施儒家根本的社會理想,就必須做出適應社會的調整,因此提出“法后王”。辛德勇認為,“法后王”的實質,是直接面對各種具體的社會問題為當世的帝王提出施政和制度建設的理念。為這一目的,荀子就將孟子對人性的假設“性善說”變成了“性惡說”。既然人性本惡,那就必須用嚴格的法制來予以約束。因此,荀子強調禮、法并重。荀子雖入齊“三為祭酒”,適楚又一度出任“蘭陵令”,但時間都不長,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這與他學說還帶有更多儒家成分有關。


在辛德勇看來,荀子的學生李斯在秦國展開了這樣的政治實踐。其“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那一段話,正是荀子“法后王”思想的具體表述。而類似的話,此前在秦始皇二十八年“頌秦德、明得意”的瑯邪臺刻石銘文篇末從臣附記中已有清楚表述,即恣意貶抑“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實不稱名,故不久長”。


昔宋人蘇軾初怪李斯從學于荀子,卻“大變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后來“觀荀卿之書,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岀于荀卿而不足怪也”。李斯在施政上所獲取的比老師荀子更大的成功,就在于他更加突出法治,獎勵耕戰,而這正是當時列國君主所迫切需要的。與李斯一同受學于荀子的鮑丘子,德行雖高于李斯,卻終生“伏隱于蒿廬之下,而不錄于世”,所學所述不合時宜,應是導致其不遇人主賞識的主要原因。


陳寅恪先生論李斯的學術與實踐,嘗有語云:“李斯受荀卿之學,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實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系。《中庸》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即太史公所謂‘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之‘倫’),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實現之也。”這是對李斯儒家身份的清楚認證。


古今大師這些話,可都不是隨便說的。看到這兒,大家就能明白了:李斯本是儒家的人,如果再借用一句元人馬端臨的話來講,那就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門中來”。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李斯列傳》中清楚評議說“斯知六蓺(藝)之歸”,此又非儒家門生而何!


以上就是辛德勇教授觀點的提出和論證過程。


他還對比了西漢前期人晁錯的經歷。《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中一系列記載,確切無疑地表明了晁錯的儒者身份。可是,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的“法家”項下,我們卻清楚看到著錄有“《晁錯》三十一篇”,即儒生寫出了法家重要的著述。這愈加清晰地體現出儒家政治實際上很需要法理學或法治的學說,而法制與禮制正是儒家政治的兩個不同側面,需要相輔而行。


但是,辛德勇教授的觀點和論證(包括陳寅恪先生的觀點),尚有幾處似可商榷。


首先,孔子、孟子的“法先王”與荀子的“法后王”有著本質的不同。“法先王”是效仿此前那些賢明的君王,它強調和張揚的是這些君王的美德和善政、善治。這既包括施政的政治原則和操守,也包括君主自身的修養和素質。“法先王”意味著主張當代的君主學習這些方面,因此這種道德說教不免迂闊和不切實際。但是,“法后王”則意味著無論這個君主多么暴虐和荒淫,謀臣都要為他提供富國強兵的策略和措施,助其取勝。李斯效力的秦始皇和秦二世都是暴君。因此,孔、孟的“法先王”是價值理性,而荀子、李斯的“法后王”則是工具理性。


從短期效用來講,荀子、李斯的做法更有效,但統一后的秦國實施的是暴政,與儒家的德治、仁政等理念根本對立。從價值追求來說,孔子、孟子所追求的德治、仁政等等無疑更為可貴。另外,陳勝、吳廣起義之后,孔子的后代孔甲率領一批儒家人士加入,以及后代儒家對秦代的抨擊都可說明,至少秦朝的統治方式不符合儒家的基本理念。李斯所效力的,恰恰是儒家反對的暴政。


其次,強兵勝敵固然是“帝王之術” 的一部分,但這一部分為儒家和法家共享,兩者都致力于此。另一方面,在“法后王”“性惡論”的基礎上,“帝王之術”必然包括君主駕馭民眾和官吏的權術,以及鞏固自己權力基礎、維護君主統治的手段和機心,而這是法家最為擅長的,商鞅、韓非子都是如此。因此,辛德勇教授對“帝王之術”的定義似不全面。


第三,從思想上說,雖然荀子保留了儒家的理想,但已與孔、孟有了很大的不同。另外,《荀子·臣道》提出“從道不從君”,與他最主要的主張“法后王”和“性惡論”存在不可調和的邏輯沖突。“法后王”和“性惡論”幾乎必然導致君主大權獨攬,并可一念決定臣民的生死,在這種情況下,“從道不從君”就難乎其難。如果荀子是儒家,稱他為法儒或許更為準確。


第四,正如辛德勇教授所說,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分野并非涇渭分明。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中強調,現在無從考證荀子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法”的思想影響,不過我并不認為儒法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相反,可以認為從“禮”到“法”,是當時關于社會秩序重建的思路的自然延伸,自覺的“禮”不足以懲戒人心、整頓社會,就自然要用強制性的“法”。表面上看,儒者多屬禮制主義,而實際進入社會治理的所謂法家多屬法制主義,其實他們的思路往往是一致的,都關注社會秩序,都基于對“人性”的基本估計——只不過前者多從人性善的角度,后者多取人性惡的立場;前者多從人文主義的思想家視角,后者多從實用主義的政治家眼光。只要秩序混亂到了無法依靠人心自覺來整頓道德崩潰,到了無法憑借禮儀象征來維持的地步,只要坐而論道的前者真正進入了實際管理者的行列,他就很容易改變自己的立場。


所以從荀子到韓非、李斯的傳續,不僅僅是師承關系,也是思想史上的理路延續與伸展。因此,荀子這樣注重法制的儒家,也可以教出法家的弟子——例如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既然韓非子可以從儒入法,那么李斯也同樣可以。這也意味著,他們更強調荀子注重法制的側面。正如葛兆光所說,這在學術理路上具有延續性,在邏輯上也具有合理性。


第五,李斯在秦國的施政一味用強,法家的一面更為突出。李斯提議將包括儒、法在內的百家著作都予以燒毀的做法,顯然不符合儒家提倡的行為準則。另外,李斯在《行督則書》中公然主張君主權勢獨操、決事獨斷:“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是以明君獨斷, 故權不在臣也。然后能滅仁義之途, 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 塞聰揜明,內獨視聽, 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 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李斯這些言論和主張,與孔子、孟子的理念相比,已經是背道而馳了。


綜上所述,荀子基于當時君王強兵勝敵的需求,提倡“法后王”“性惡論”,并注重嚴刑峻法,已經從孔子、孟子這樣的儒家轉變成禮、法并重的法儒。荀子所傳的帝王之術幾乎必然地包括君主駕馭臣民的權術和手段。李斯在《行督則書》中已經把這一點表現得非常明顯。無論從言論和具體的施政來說,李斯都是法家。


以上愚見,均一己閱讀所得。無論錯對,都無損于《生死秦始皇》一書的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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